在中国北方某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3%，也占据了当地三分之一的住院病例。调研中，受访老人年均住院花费接近2万元——几乎相当于当地农村居民一整年的可支配收入。
这组数据来自国内某研究团队的一线调研，折射出一个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困境：人口预期寿命在延长，但“人口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明显滞后。延长的寿命，很大一部分是在慢性病、失能失智、反复住院与长期照护中完成，个人钱包与公共医疗体系同时承压。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在清华大学近日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蒲慕康医生（Saia Mau Piukala）援引一份“2026年健康统计报告”称：从2000年到2023年，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已从9.4年增长至10年。“今天的挑战不再只是延长寿命，而是为每一年的寿命注入尊严、健康与意义。”
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23.0%，约3.23亿。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健康预期寿命”追上“预期寿命”，缩小两条寿命曲线之间的剪刀差，已成为健康中国建设中无法绕开的关键命题。
社会化照护在超老龄社会有望成主流
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原副校长杜鹏看来，当下中国推进健康长寿社会建设，理应放在超老龄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谋划。
按照国际通用三档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14%和20%，分别对应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中国于2000年跨过7%，2021年突破14%；而从14%走到20%，将可能只用10年时间。
“超过20%之后，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超老龄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形态，挑战也完全不同。”杜鹏提示。
在他看来，老龄化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基础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老龄社会进入“社保、医疗和劳动力压力集中释放”的加速期；而超老龄社会真正难啃的骨头，是“高龄失能比例上升”与“全社会系统性适老化转型”。
超老龄社会也并非单一静止的状态，而是包含萌芽、加速、成熟和稳态的完整演进周期。杜鹏说，按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30%、30%—40%、超过40%，可将其细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
日本和欧美多国更早迈入这一区间，但中国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更陡峭的增长曲线。更值得警惕的是高龄化加速，杜鹏援引预测数据指出：2036年之前，中国低龄老人占比始终过半，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比不足五分之一；2049年前后，高龄老人占比将首次突破四分之一；到2065年，高龄老人占比（31.40%）将首次反超低龄老人（31.11%）；本世纪末，高龄老人占比将超过中低龄老人之和，真正占据老年群体的多数。
杜鹏认为，长寿时代是宏观趋势——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寿命延长从少数人的特例变为全民常态，生命周期显著拉长，老年阶段大幅延伸。超老龄社会则是这一趋势下需要直面的挑战：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资源配置与代际关系都面临系统性重构。而健康长寿社会作为治理目标，要跳出“被动养老兜底”的旧逻辑，走向主动健康治理，最终实现更长寿命、更高健康水平与更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荣休教授哈维·芬伯格（Harvey V.Fineberg）持相近观点。“从单纯延长寿命转变为延长健康寿命，也就是要维持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自主性和有意义的参与，在整个生命历程当中都要如此。”哈维·芬伯格说。
把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业界普遍认为，当下是最该把制度框架先立起来的窗口期。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数据、战略与创新司司长 Hiromasa Okayasu 给出了一个关键数据：仅有约10%的健康差异源自健康服务的可及性，而高达90%取决于医疗卫生系统之外的因素——收入、社会联系、就业状况等。
这也意味着，单靠医院和药物无法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健康老龄化嵌入各部门政策体系，同时强化资金保障与社区支持。
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在自身语境下做制度实验。哈维·芬伯格认为，各国无法照搬既有模式，但可互学互鉴。
他举例说，美国的经验在于强化生物医学科研、市场驱动的创新以及基层互助网络；日本则证明，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家庭照护者支持、辅助照护技术和失智友好社区，完全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实现长寿社会的平稳运行。
他表示，中国同样面临挑战与机遇——其社区养老服务的规模化扩展（供餐、日常协助、健康监测、转诊衔接与灵活服务中心）展示了如何将照护送到居民身边，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照护模式创新、住房与社区工具，让服务实现普惠、公平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
蒲慕康进一步用两个75岁同岁老人的对照，呈现了差异化老龄化的现实：一位因交通不便、医疗遥远、社交匮乏而深陷孤独；另一位却能安全出行、会见朋友、参与社区活动，并在需要时获得照护支持。“她们年龄相同，甚至健康状况相似，但生活质量截然不同。”他认为，这种差距不只源于个人选择，更取决于社会是否为老年人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网络。
由此，蒲慕康认为，必须让老年人更容易在社区养老——这需要安全的街道、便捷的交通、体面的住房与强大的社会支持共同托底，同时需要医护人员、家庭成员以及AI等数字科技协同参与。此外，健康老龄化要更重视预防，也要超越单一疾病视角，通过基层卫生、医院、长期护理与社区服务协同来满足人们的整体健康需求。
换言之，健康老龄化并非从65岁才起步，而是贯穿一生的工程——包括疾病预防、健康环境营造、社会联系维系以及终身优质医疗保健的可及。
在中国，社区已成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但功能发挥还不到位。
近日，《求是》杂志刊发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和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成立的联合课题组的调研文章《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提出社区层面的三处短板：一是设施网络不健全，部分站点面积小、位置偏、可及性不足，甚至存在建成后长期闲置的问题；二是服务供需不匹配，上门医疗、健康管理等供给不足；三是市场化运营机制不健全，社区助餐和上门服务普遍成本高、盈利难，较依赖政府补贴和试点资金。
在老龄化程度更深的农村，这一“缺口”被进一步放大。该文章还提到，农村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普遍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化养老服务培育不足，且由于缺乏市场机制、服务收费定价低，社会力量介入意愿不强。农村互助养老尚处于起步阶段，推广难度大。此外，农村老年人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较弱，难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养老。
“我们要推动把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环境建设等过程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群健康需要。既关注寿命延长，也重视功能维护和生活质量；既提供必要保障，也支持老年人自主生活、参与社会。促进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使健康长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在前述论坛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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